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它又是一个消费单位。这种自然经济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产品只是为了自足，而不是为了交换。与此相适应，自然产生家长制统治。禅宗在唐中期以后，把世俗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搬到佛教内部，除了不娶妻生子以外，几乎完全过着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生活，寺主是家长，僧众是“子弟”，僧众之间也维持着封建宗法制的叔伯、祖孙的社会关系。因为禅宗的世俗化，比其他宗派更彻底，同时又维持着自食其力的规则，所以可以不受经济来源断绝的威胁，一代一代传下去。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它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中国化。它与在寺院中运用小农经济是相适应的。禅宗在经济体制上与中国封建社会融洽一致，不劳而食的习惯有所改变，减少了被攻击的口实。其他宗派的寺院经济来源是靠别人的劳动，与世俗地主和政府有利益矛盾，其发展和生存受到较多的限制，在生存竞争中，显然禅宗占优势。
三
思想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这是研究社会历史的根本原则。
有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地位，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才会产生自给自足的哲学思想体系。禅宗的流派很多，照唐人的记述有大小十几家，细分起来应当不止这么多(主要参见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及南北宗的禅宗记载)。不论他们的教义有多少分歧(有的主张无念，有的任自然，有的主自悟，有的主顿悟，有的主渐悟，等等)，但禅宗的共同的信念是“自我解脱”。这种自我解脱，虽有时借外缘的启发，所谓禅机、机锋，但关键的一步全靠自修自悟。自修自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听别人说千万遍不如自己亲身感受的亲切、深刻。这种亲切、深刻的感受成为禅宗追求的精神境界。我国禅宗所宣传的自觉、自足、自悟的精神境界完全是他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日常生活不靠外力，靠自己，求得精神解脱，摆脱精神枷锁。所谓治病、解缚，要靠自己。禅宗认为经典上的话可供参考，但不能依赖。 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表现在中国佛教思想中的不止禅宗一家。如净土宗也反映了小农经济下的佛教思想，它反映的是小农经济脆弱，要仰仗皇帝的恩赐，借上边的 “阳光雨露”的荫庇。因此，他们更多地强调对佛祖信仰的虔诚，不甚强调个人的自觉、自己的解脱。
禅宗的思想体系与净土宗这两大系统，几乎统治了中国佛教界，特别是唐宋以后，这两者又有合流的趋势。但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来看，禅宗影响在思想方面为多，而净土宗影响，则在信仰方面为多。从民族文化的特点来看，禅宗更能体现中国佛教的独特面貌和精神，它把哲学发展史上的心性论更向前推进一步。
四
中国哲学的发展，继本体论之后，推进到心性论，开创了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阶段。心性论的提出，是从南北朝开始的。南北朝中后期，心性论酝酿趋于成熟，南北双方对佛性问题都作了大量的研究。这一研究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它讲的是成佛问题，但问题实质是，生活中人们如何避苦求乐的实际问题。南方摄论学派，北方的地论学派都对大乘有宗的“阿赖耶识”的性质做了深入的研究。“阿赖耶识”是染是净，是染中有净还是净中有染，当时有不同的理解。佛性是否人人皆有，人性是善是恶?如果是善，恶从何来?如果是恶，善何由起?人性善恶问题虽然先秦时已经提出过，但没有深入到心理活动、社会环境的影响(“熏习”)诸领域给以彻底讨论。
由此派生的人性、人心的受容能力和反映能力有无限度，人的认识有无局限性，有局限性又如何打破(或超脱)；人心与人性有什么关系，人心与客观真理有什么关系；人的感情、意志，对人的认识活动有什么关系；如果它们能影响对真理的认识，又如何消除它。
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学问(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说法，未必为人普遍接受，但认识论历来是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则为多数哲学家所接受)。所谓世界，既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主观世界；包括山河大地，也包括人类自身。古代哲学家一开始就注意观察客观世界的构成，推测构成世界的材料成分。中外哲学家都是从关心天地万物构成开始其哲学探索的。这是宇宙论阶段。在这个基础上再前进，不满足探求世界的构成，还要进一步探求其所以构成的理论根据，即玄学家所说的“所以迹”。这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本体论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