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张大字报稿不是沈从文本人提供的，提 供者另有其人，后来这场风波也说不着沈从文什么。但是，这个提供者也不会不明白当时的时代背景吧？举个简单的例子，沈夫人彼时跟沈先生就不是那么同心同德 的吧？沈先生为此还曾深深地被困扰过的。连夫妻尚且如此了，还能要求师生如何呢？希望这张大字报稿不是沈夫人提供的。陈徒手在《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当 中写到，吴组缃是老舍的生前好友，了解老舍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东西，有人劝他写出来，他说，“不写实话没意思，还不如不写。但如果写了实话，两方面不满 意，一是有关领导，二是夫人。”(见《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09页)大概人们读到这里，心里都会异样地跳一下吧？ 当然，因为夫人还是夫人，而学生已经不是学生了，所以，学生的事可以再提，而夫人就免提了，也在情理之中。
“文革”当中贴老师大字报之类的事可以提，也 应该提，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揭发甚至揭批，为出气、为报一箭之仇、为证明某个人人格卑污而提，那就不可取了。说得严重点，那就是“文革”思维的延续。范曾 的确写过沈从文的大字报，这是一个不容抹煞的事实，范曾本人也没有隐瞒此事，早在1984年，他就在《范曾自述》一书中忏悔过，并不像有的人，绝口不提， 甚至矢口否认。所以，这样的小辫子揪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人为地把某个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有必要吗？
丁玲表示对《记丁玲》一文的不满时，沈从文这 样说丁玲:“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沈从文致徐迟》，见 《长江文艺》1989年第1期)同样，在使沈从文受委屈的人当中，范曾可能也不是最甚的一个吧？当然，范曾能够被提，也是他的殊荣，因为他是名人，有提一 提的价值，否则，可能想要得到这样的殊荣都办不到呢！
范曾提到，沈从文也在“反右斗争中曾对艾青先 生批判且用词甚烈”。并且特意说:“我举这个例子绝没有为我曾写过一张沈从文先生的大字报辩解之意，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 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必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 从文先生。”(范曾:《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见《大河报新闻周刊》1999年10月10日)这段话说得比较中肯。“文革”当中，有几个人是高标独具不 染尘埃的呢？“文革”过后，多的却只是那些努力被强化的“文革”受害者角色。陈凯歌说过: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 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来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正是如此。(见陈 凯歌:《少年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55页)
不要说跪着忏悔，能够站着公正平和地看待别人和看待自己，都是难能可贵的了。忏悔的必要在于如果没有各自的忏悔，就只剩下相互攻击的份了。因为缺乏公正平和的心态。
灾难过后的心理重建，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按照惯例，狂风过后，总会有一些孩子一遍一遍忧伤地说着:妈妈，我的草帽丢了。中国“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即属此列。像《草帽歌》那样感伤一下，或者撒 撒娇，都是可以的，但最终，还是要有所反思。反思不是秋后算账，反思也不是“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范世民先生在《我知道的范曾和沈从文》一文中 写到，诗人寒碧打算就沈、范问题写篇文章，但是，“不是针对某人某事，而是借题发挥，反省‘文革’所造成的那一代中国文人精神上的恶化，作为文人——如今 叫‘知识阶层’中人，有着怎样的灵魂状态。他断言对‘文革’的反省、包括对沈从文先生的纪念，如果不从人的精神状况、总的环境条件着眼，那么这种反省和纪 念本身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首先要理清‘真实的情况’和‘所知的情况’的界线，其次是不抹煞旧账——并非为了‘秋后算账’，而是为了真正的忏悔，把它作为 思想的资源和动力，对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6日)此言极是。“理清‘真实的情况’和‘所知的情况’的界线”，这一点 特别重要，因为，随着文革的渐远，以“所知的情况”代替“真实的情况”的发生也越来越有可能了。
因为曾经是江青的红人，汪曾祺“文革”后日子 不大好过，《沙家浜》的导演萧甲却说:“‘文革’时群众斗我，一上纲就不得了，谁都上来打你，内耗厉害。汪曾祺自身难保，上面让他对党忠诚。他也贴了我的 大字报，说了我们之间的背后话，揭了一些隐私。当时谁都这样。”(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见《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2月版，第341页)这样的宽容与豁达，来自于对历史的客观态度。
历史的真实，往往见于细节。偏离“语境”，做出对历史一无所知的样子，人为地在自己与历史的真实细节之间制造“陌生化”和“间离”的修辞效果，对于正确地认识人和反思历史都是非常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