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历史画的中兴期。五代至宋元山水画、花鸟画日益兴盛，人物画相对式微，虽然无复汉唐气象，但也不乏名家杰作。北宋人物画家李公麟与盛唐 吴道子齐名，主要画道释人物，也画历史故事，如《归去来兮图》、《王维看云图》、《免胄图》等，《宣和画谱》称其“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故创 意处如吴生，潇洒处如王维。”他也自称“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宣和画谱》）。与北宋文人画的兴盛相关，李公麟的人物画包括历史画也增加了 文人的诗意和情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通常被视为风俗画，也可以看作当朝都市繁华景象的历史记录，代表着与文人画情趣迥异的世俗化倾向。北宋末期、南 宋初期民族矛盾尖锐，宫廷画院的历史画一度繁荣，或借古喻今，或表彰谏臣，或赞颂名将，或眷恋故土，激励当朝民族的士气。宋代画院画家李唐的《晋文公复国 图》、《采薇图》，宋人（佚名）的《折槛图》、《却坐图》，萧照的《光武渡河图》、《中兴瑞应图》，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等， 都属于这类历史画作品。金代画家张瑀也画过《文姬归汉图》，大概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南宋后期国势日衰，不少文人画家疏离庙堂而亲近禅林，人物画也像许 多山水画一样带有隐逸超脱的诗意。梁楷的减笔人物画《太白行吟图》风神飘逸，以大写意的笔墨丰富了历史人物画的表现语言。
明清是中国历史画的衰变期。此期山水画、花鸟画已占据主流，人物画总体趋向衰落和变异。明代宫廷画家的人物画沿袭宋代院画传统，以借古喻今 手法为皇帝歌功颂德，如刘俊的《雪夜访普图》、倪端的《聘庞图》等，把人物与山水结合在一起，商喜的《关羽擒将图》则吸收了民间壁画的特色。明中期画家唐 寅的《王蜀宫妓图》和仇英的《春夜宴桃李园图》，兼有院体画的纤丽和文人画的清雅。明末清初画家陈洪绶的木版画《屈子行吟图》和卷轴画《归去来辞图》表现 了孤傲高洁的文人情操。清代宫廷画院的人物画，大多绘制皇室帝后肖像和皇帝出巡、征战、狩猎、宴饮、庆典等当朝重大事件的纪实场面。十二长卷的《康熙南巡 图》聘请“四王”之一王翚主笔构图并画山水，杨晋等人画人物、屋宇、舆轿、驼马、牛羊等，耗时六年，画中一万多个人物繁密如蚁，超过了《清明上河图》。但 与《清明上河图》相比，其文献价值高于艺术价值。徐扬等人的《乾隆南巡图》、《姑苏繁华图》亦属此类作品。焦秉贞的《历朝贤后故事册》已受到西方绘画的影 响。欧洲传教士画家把西方绘画技法带入清代宫廷，更促使清代宫廷绘画呈现中西合璧的杂交风格。清末画家任伯年的历史人物画《唐太宗问字图》、《苏武牧羊 图》、《承天夜游图》等，融合了历代名家的画法，也多少参用了西洋画法，人物造型比清代宫廷绘画更显得自然而传神。
现代是中国历史画的复兴期。“五四”以来，中国人物画大量引进了西方写实绘画的素描造型技法，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画的传统面貌，逐渐形成了新 的历史画传统。徐悲鸿是现代中国历史画的奠基人。尽管中国早期油画家李毅士也画过《长恨歌画意》、《宫怨图》等历史故事，但其题材、寓意和影响都无法与徐 悲鸿的中国画《愚公移山》和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鲁迅与瞿秋白》（素描稿）等作品相提并论。徐悲鸿的历史画采用写实手法描绘历史或传说人 物，借古喻今，寄托着画家对民族精神的呼唤，对社会现实的悲悯，对仁人志士的景仰。梁鼎铭的历史画《北伐史画》、《南昌战绩图》等则直接为国民党北伐、抗 战的政治军事宣传服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在国家赞助下出现了 革命历史画创作的高潮。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石鲁的《转战陕北》、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靳尚 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钟涵的《延河边上》等作品，基本上采用徐悲鸿体系和俄罗斯苏联模式的写实手法，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因素，创造了新 中国历史画的经典。“文革”期间的大量历史画把封建社会突出帝王形象的概念化程式推向极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过分美化领袖人物，甚至不惜篡改历史。但也有 些作品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概念化程式，如汤小铭的《永不休战》。“文革”结束后出现了一批怀念深受人民爱戴的开国功臣的作品，如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杨 力舟和王迎春的《太行铁壁》、张祖英的《创业艰难百战多》等；还有一些反思“文革”历史悲剧的作品，如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等。此后中国历史 画虽然也有佳作陆续问世，总体创作态势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逐渐低迷。直到2005年国家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国历 史画创作才重新开始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