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简略回顾了从先秦到现代中国历史画的传统。今天，我们对待中国历史画传统的态度，像对待一切文化传统的态度一样，应该是辨 证的扬弃和批判的继承，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盲目的因袭。中国历史画传统对于我们当代画家从事历史画创作，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该借鉴西 方和俄罗斯历史画创作的经验，尽量扩大自己的视野）。我认为中国历史画传统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即历史画的教化功能、审美功能和艺术个性。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历史画的教化功能。教化功能相当于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教育意义，这是历史画的核心价值。不过，当代历史画 的社会教育意义不同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儒家礼教思想（尽管儒家思想也有合理因素可供我们批判地继承，但毕竟不是当代的先进思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 值观、历史观，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目前我国史学界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 唯物史观，我们的历史画创作也应该自觉地坚持辨证唯物史观，以当代的眼光和价值判断重新审视和反思历史，建立当代与历史的有机联系，尽可能还原或迫近历史 的真实，从历史中汲取对当代现实有价值的精神力量。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最有价值的精神力量，就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团结统一、爱 国睦邻、自尊自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代历史画创作应该在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发挥艺术特有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盛世修史，历史画的盛衰往往与国 家的盛衰成正比。在今天国家初步兴盛的和平发展时期，我们必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毋忘历史的前车之鉴，何况我们尚未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距离真正的现 代化强国目标还十分遥远。尤其对历史记忆淡漠的青年一代来说，时下有些传播媒体以戏说的历史取代了真实的历史，以历史的闹剧冲淡了历史的正剧，我们的历史 画更有责任帮助青年恢复历史的记忆，重建精神的价值，增强是非善恶的鉴别能力。
历代有识之士也非常重视历史画的审美功能。历史人物是历史画的中心，历史画的审美功能集中体现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国历史画传统中 有许多塑造人物形象的宝贵经验，顾恺之的“传神”论，谢赫的“六法”，特别是张彦远对气韵、骨气、形似、立意、用笔的精辟论述，李公麟的诗意表现，梁楷的 减笔人物，任伯年的融合画法，徐悲鸿的素描造型，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而不是轻易臧否。无庸讳言，古代中国历史画存在人物造型程式化、概念化的缺陷，而这种 程式往往是受儒家礼教观念的制约。但优秀的历史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程式的局限，注意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来自现实生活的纪实性的人物形象，动态表情更 比程式化的形象生动。徐悲鸿等人引进西方写实绘画技法，是对中国历史画的写实人物造型的一大贡献。古代中国历史画有自己的传统，与西方历史画更强调人物造 型的逼真写实相比，更强调人物气质的传神写意；而如果没有坚实的素描造型基础，又难以准确深刻地表现特定历史人物的典型性格和精神气质。现代中国有些历史 画家试图把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与西方写实绘画的素描造型结合起来，石鲁的《转战陕北》和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等作品就是成功的范例。历史画并非历 史事件的图解，历史事件仅仅是历史人物活动的背景或舞台。深入刻画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揭示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是历史画摆脱图解历史事件的根本出路。
中国历史画传统越来越重视艺术个性。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的人物画的风格和笔法各具特色，互不雷同。张萱、周昉、周文 矩、唐寅同样画仕女，丰姿意态有别。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与张瑀的《文姬归汉图》，同一题材构图大异。梁楷的《太白行吟图》与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 画的都是浪漫诗人，笔墨和造型迥然不同。现代中国成熟的画家的艺术个性也非常鲜明，徐悲鸿和李毅士的作品不会混淆，董希文和罗工柳的风格容易分辨，詹建俊 与靳尚谊的区别一目了然。遗憾的是在当代历史画创作中，我们却经常发现作品缺乏艺术个性。构图雷同，缺乏独特的视角和艺术的想象，造型呆板，缺乏鲜活的动 态和丰富的表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画传统的经典作品，我们也许会受到一些启发。
